《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连载(4)：第一章（4）第7节

第七节  科学分析和处理效率、公平和收入分配关系

   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首先崇尚的是公平，因为社会主义本意就重在公平，认为只要公平问题解决了，自然会自主和自发的促进效率。而社会主义社会在公平和效率关系方面的实践远远没有那样顺利和简单。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落后，直接原因就是效率低下。而效率低下，经济落后，任何公平都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改革开放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指导思想的确立，大大提高了效率，较大地丰富了社会财富。但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弱势群体产生，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有不少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提出了质疑。因此，科学探讨效率、公平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极为重要。

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历史地位不容质疑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多次会议反复确认的。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997年10月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就效率、公平问题进一步展开论述，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我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的历史背景，一是1992年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经济高效率分配资源的一种机制，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必然选择了效率优先。资源配置效益反映为要素贡献，由此而形成的收入分配是对提高效率的一种激励。二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明确提出了沿海和内地关系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鼓励沿海先富起来，这是大局；在世纪之交，沿海帮助内地，这也是大局。

中国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的普遍难题和顽疾是经济效率低下，因而我国的改革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在改革开放30年后，无论是经济效率还是收入差距都有了较大的变化。随着经济效率的提高，社会财富有了巨大增加。应该承认，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济效率的提高，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的难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是激励效率的重要杠杆。而收入差距过大，则会影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不是要消灭收入差距，而是要调节收入水平过分悬殊，取缔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水平，平抑制社会矛盾，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经济效率，又不损害社会公平和影响社会稳定，这不仅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在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的中国，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方面尤其要采取审慎的态度。

二、公平是社会可以接受的差距

我们要承认，“平均主义”不利于提高效率，而“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这是所有国家的历史实践都证明了的。比如说，勤劳人效率高，如果勤劳人的回报与懒惰人一样，人们就不愿意勤劳。因此要“奖勤罚懒”，而奖勤罚懒必然造成收入差距。邓小平同志讲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立足于提高效率。但是，单认清这个问题还不够，我们还要客观地分析“公平”。公平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有利于激励效率，而结果公平（比如不管工作干的好坏收入都一样），这必然会严重影响效率。经济学天生关注效率，社会学天生关注公平，这是学科分工使然。笔者认为，可以用一句话使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达成“共识”：“公平是相对的，社会可以接受的差距就是公平的”。为了提高效率，差距拉大了，但只要这个差距在社会可接受的程度内，就可视为是公平的。

三、关注公平不能错向效率开刀

现在收入差距过大的呼声越来越高。这里既有“绝对贫困化”的矛盾，也有“相对贫困化”的矛盾。我们不讳矛盾，但问题在于，首先要搞清造成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是什么，以便制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举措。有人提出来，我国现在收入差距过大是“效率优先”造成的，如果是这样，就得降低效率了。我们试想一下：我国的效率是否真的很高了？决不是。因为迄今为止，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资金产出率还远低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而单位GDP增长的资源消耗率则大大高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大？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少数腐败官员（含少数腐败的国企领导）的巨额非法收入；二是企业偷税漏税的巨额非法收入；三是非公有制企业劳资收入差距过大（例如在深圳等经济特区，20多年前打工者的工资一般在500~800元之间，那个时候老板的资本大多几十万元；现在老板的资本少则几百万，多则千万亿万，而打工者的工资则基本上没有多大提高）；四是下岗失业人员较多；五是部门和行业垄断造成的不平等；六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七是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太大，贫困人口太多；等等。

但这些问题不是“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更不能把上述问题造成的收入差距和社会不满算在“效率”头上。这就是说，关注公平不能错向效率开刀。对于这些，该是什么问题，就在什么范围内解决什么问题。如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别是构建贫富和谐就把矛盾指向实行了20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和崛起的文明古国国家，永远不能忽视公平，但一天也不能没有效率。

四、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不能归结为“效率优先”，但并不是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完全凝固不变，而是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与时俱进。

过去我们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是因为鼓励效率的市场机制尚未形成，还需要政府在推进效率方面发挥有力作用；二是我国当初平均主义还比较严重，需要打破。而今天的情况则大大变化了。市场作为激励效率的力量已经初步形成了，市场机制和竞争天生具有偏离社会公平的趋向，并且会长期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用更多的精力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客观上则将转变为“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有的学者提出：“初次分配领域效率优先，再分配领域公平优先”。这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初次分配领域也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资本的主导者可能以强势地位故意压低甚至拖赖打工者工资，这在初次分配领域是难以自发解决的，必须由政府监管和干预；二是初次分配领域的高效率，不一定都带来宏观经济的高效率，可能还会冲击和影响宏观经济效率，这也必须依靠国家干预。因此，“政府主要管公平”，既包括再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也包括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但对初次分配领域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而不能干预微观经济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

五、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中国的吉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世界上用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为0.18，1981年为0.29（此前被国际上认为这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另有资料显示为0.434），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5年，居民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0.529和0.561，并且，每年都以0.1%的速度递增。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35~0.4。现在，中国已被国际上认为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第二个国家，第一个是菲律宾。

对待这一问题，科学的态度是：既要高度关注，又不要恐慌乱投药。对这个问题应当高度关切、科学分析和制订切实的对策，而不能过度渲染，因为过度渲染无益于解决如何问题，反而会对现存的问题和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对社会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吉尼系数逐步增加，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社会进步的表现，表明随着市场化的改革和竞争的形成，养懒汉和制约经济发展的“大锅饭”平均主义打破了；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拉大问题，我们的党和政府并非听之任之，而是高度关注并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三，对国际上提出的基尼系数，我们不要轻视它，要积极借鉴国际经验，但也大可不必顶礼膜拜和迷信它。

比如，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一国通货膨胀的国际警戒线是4%。我国1994年的通货膨胀达到了21.7%，当时就有不少人叫喊“中国经济要崩溃了”，结果中国经济并没有崩溃，而且还继续发展。当时政府采取了过度的宏观紧缩政策，结果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连续数年通货紧缩和经济低迷。这就告诉我们，对任何“国际理论和警戒线”，我们应当理性吸收，根据中国的国情具体分析和运用。

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并非像有的媒体和有些人炒作的那样严重，似乎社会即将崩溃，似乎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一般。正确的基本估计应该是：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中出现收入差距，在总体上是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它与过去旧体制下普遍贫穷低效的平均主义相比，是一种社会进步；在某些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严重问题，但还不是全局的、“奔腾式”的甚至是“对抗性”的矛盾。

六、科学分析和客观看待“仇富”思想

“仇富”思想古已有之，只要有贫富差距，必然会有“仇富”思想，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甚至在某些方面过度拉大了，产生“仇富”思想很自然，没有一点“仇富”思想才是不正常的。但对“仇富”思想要具体分析。一种是平均主义思想太严重的人，一看见别人吃、住、穿、行比自己好，就气不打一起出，生出“红眼病”来，巴不得别人火烧房子、遭车祸、生大病、倒大霉。就如一首歌所唱的：“只要你比我过的好，我心里就受不了。”这种见富就仇的思想是一种不健康的病态心理。这种不健康的思想过去、现在、今后都会存在；另一种是当社会整体上确实非正常地过度拉大了，当少数人巨富并且对穷人态度恶劣，而多数人太穷并被歧视和欺负，不仅穷人自身强烈渴望公平，而且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富人和非富人，也是同情穷人并为穷人鼓与呼的。这种心理和行为反应，这是健康的、正常的。

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大可不必把人们的“仇富”心理看得太绝对、太普遍了。比如，正常投资、经营包括炒股发财的人；许多口碑好威望高的影视、演艺界、体育界明星；因科技发明创造得到国家大奖，或者因专利而发财者，我从来没有听到别人骂过、仇过、恨过。美国的比尔盖茨、中国香港的李嘉诚，是世界级巨富，有谁骂他们、仇恨他们呢？对这些富人，人们不仅不仇，而且还是赞誉、崇拜和学习的楷模。

必须科学分析当今社会“仇富”的对象。我在社会上与各界特别是与穷人的接触中，感到人们绝非见富卽仇，真正“仇”的，一是“权贵资本”，包括利用公权利搞腐败的贪官和老板；二是那些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黑心商人；三是利用企业改制鲸吞国有资产的人；四是偷税漏税非法所得者；五是不顾工人死活、克扣拖欠工人工资黑心老板；六是因行业垄断而收入过高者，等等。对这些富人的仇恨不仅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且是推进社会进步、深化改革的动力。国家应该对这些人严厉制裁，以平民愤。

七、要高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但不要搞“民粹主义”

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协调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实现贫富和谐，关键是要解决好社会弱势阶层的过低收入和贫困状况。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任务，客观上都要求我们应当高度关注社会弱势阶层。同情社会弱势阶层，为社会弱势阶层鼓与呼，是社会公众一般的心理趋向，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具有人文关怀优良传统的表现。但高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要谨防“民粹主义”倾向。

民粹主义（Populism，也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俄国出现的一种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其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运动和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和最终目标；极端强调平民的利益、意见、公决、创制权；一切为了平民，一切通过平民。对这些民粹主义思想和价值观，列宁曾经予以了尖锐和严厉的评判。这里在分析收入分配关系中借用“民粹主义”的概念，是指反对收入分配差距、绝对“妖魔化”富人、否定市场竞争、崇尚平均主义等逆市场机制的思潮。

实现贫富和谐的目标必须把握好两点：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则，这客观上要求个人收入的增长，首先来自生产和市场领域符合效率原则初次分配；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机会均等原则，而机会均等原则首先是市场竞争机会的均等，绝不能把国家政策和经济体制建立在结果公平的基点上。只有牢牢把握这两个原则，才能确保财富持续充分涌流的源泉永不衰竭。如果国家政策过度向低收入阶层倾斜，让“怀弱”成为“民粹主义”，让全体人民都完全“平等”起来，必然会影响经济效率，减少财富增长，最终不利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

八、调节收入分配，构建贫富和谐的制度建设

调节收入分配，实现贫富和谐，首先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大的作为。而政府要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不能“东按葫芦西按瓢，眉毛胡子一把抓”，首要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人跟着利益走，利益跟着制度走”的观点，^[1]一个良好的、有效的制度不仅是推进生产力发展关键，也是解决财富分配、协调利益关系、促进贫富和谐的关键。这就要全力打造全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利益表达的机制，利益的谈判和博弈机制，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等。从我国现实存在的严峻问题来看，首先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官民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解决腐败和廉政问题，从而在民众思想深处消除“仇官”心理（实际上是“仇腐”心理）；二是从制度上解决各级官员的勤政问题，真正为民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带来看的见的利益。

第二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城乡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使社会主义农新村建设真正取得实效；二是从制度上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农村人口平稳有效地向非农城市转移。

第三个方面是要为解决行业间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着力解决行业垄断问题，切实打破行业间的收入分配不公。

第四个方面是为解决劳资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逐步提高劳工最低工资保障线和强化对高收入的税收监管，从制度上解决劳资收入过分悬殊问题，从而在劳工思想深处消除“仇富”心理；二是完善工会制度，加大工会工作的力度，从制度上解决劳资的对话和劳工的利益表达机制；三是鼓励和提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努力促进劳资和谐。

第五个方面是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的积累，加速和加大力度在全社会建立普遍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第六个方面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捐赠制度，让有钱人广泛地、自觉地参与到构建贫富和谐的工作中来。

一个“和”字从鸟巢飞向世界，

与奥运火炬辉映生彩。

五千年文明凝结为一个“和”字，

这是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

一个声音从鸟巢飞向世界，

“有朋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不亦乐乎！”

这是中华民族热情好客的情怀。

一支歌曲从鸟巢飞向世界，

五星红旗随歌飘了起来。

与奥运会旗牵手翩翩起舞，

各国朋友共奏和平友爱。

一群鸽子从鸟巢飞向世界，

双双手臂都一起挥动起来。 

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想

各国朋友共建和谐世界。

一张张笑脸从鸟巢展向世界，

这是人类最可爱的下一代。

发展，和平！和平，发展！

各国朋友共建美好的未来。

一个小英雄从鸟巢展向世界，

与巨人姚明同行是多么豪迈。

当知道这是九岁的抗震救灾英雄，

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经久不衰。

一支火炬从鸟巢燃向世界，

金色的火焰照亮五洲四海。

世界，北京！北京，世界！

各国朋友齐向中国喝彩。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连载(3)：第一章（3）第6节

第六节  科学分析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次大争论

一、理性分析和看待“改革大争论”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GDP增长率和经济总量的增长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按照一般的常理，在中国改革开放快要步入30年的前几年，应当是一派莺歌燕舞、歌舞升平的盛世的景象。然而却恰恰相反，却在“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中生起了“烽烟四起”的大争论。尽管邓小平同志生前多次强调“不争论”，甚至还把“不争论”作为自己的重大“发明”，但中国改革开放尚未满30周年，就已经发生了三次大的争论。而就争论的广度、深度、时间的长度，以及参与争论的人数，则以2004年以来的第三次争论最为剧烈、最为深刻。前两次争论，参与者主要是学术界。在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界。第三次争论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法律、文化、道德等所有方面方；参与争论者，不仅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等广泛领域，更重要的是，社会各界的群众也踊跃参与了进来。[1]

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我国人民不承认和珍惜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吗？不是。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近些年来产生的各种问题，已经超越了人民能够忍受的程度；二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多方面的分歧。

有些人总是喜欢划“派”，说“大争论”是“左派”和“右派”、或者说是“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争，但迄今为止，大家一直没有找到有谁发表“反改革”宣言。实际上，“大争论”涉及的都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怎样改革”。如果说有反对意见，反对的并不是“改革”，而是反对改革中的“某些错误过程”或者“某些失误举措”。那么，哪些是“错误”，哪些是“失误”，就发生了各种相左意见的碰撞。

有不少人把我国近几年烽烟四起的大争论看得“遭得很”，不是吗？你看：有人“骂改革”，有人“妖魔化改革”，有人要“否定改革”，有人要“搞资本主义的改革”，真是天下大乱了，这还得了。但就我来看，争论越是“刀光剑影”，我心里越是感到兴奋，因为我从这些“刀光剑影”中看到了中国的生机勃勃，看到国民中都充满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血性，都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献计献策。如：有的坚决保护民族工业，声明“卖什么都可以，但‘卖国’不行”；有的坚决反对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国企改制中的腐败；有的坚决保护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的坚决反对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理直气壮地为市场经济鼓与呼；有的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方向。这些都是掷地有声的刚阳正气。

但什么是保护民族工业和怎样保护民族工业？什么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怎样保护国有资产？什么是保护民营经济和怎样保护民营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和怎样搞市场经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坚持社会主义？看法就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了。这就必然发生分歧和争锋。如果大家都异口同声、舆论一律地发表同一种观点、持同一种主张，岂不是太死气沉沉。争论的价值就在于各抒己见，坦率地发表自己的理论观点、政治主张和政策建议。这种争论，可能语言“白刃相见”，文字“枪炮对垒”，甚至闹到要去“公堂诉讼”的地步，如毛泽东所说“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那也没有关系。问题总是在争论中理清的，办法总是在争论中出炉的，改革是在争论中不断完善的。如此争论，不亦乐乎！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山区贫困农村亲历过贫下中农“端起碗喝稀汤，放下碗歌颂党”的“感人”情景，那个歌颂是真正朴实的表现，绝不是逢场作戏，绝没有装模作样。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财富的增加和人民水平的提升不知好了多少倍。但在酒醉饭饱时期却滋生出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种“骂声”与争论交织在一起，就使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显得更加复杂，以至出现了“妖魔化官员、妖魔化政府、妖魔化党”的声音。越是如此，我们越是要冷静。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有意见有气者能够在“骂声”中宣泄自己的不满，理论界能够争论，这些都表明我国社会的民主气氛增强了，这显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还应该进一步看到，“骂声”和争论还可能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因为认真倾听、理性分析各种“骂声”和争论，着力于解决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有利于更好地推进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其次，还应当历史地看到，我国的改革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无论是党、政府、群众和社会各界都在“摸”，在“摸”的过程中都可能踩几脚泥浆、碰几块礁石、陷几次旋涡、呛几口水。这一切，应该以平和的态度对待之，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之，以积极的、建设现实主义的态度处理之，共同总结经验教训，认真清理“摸着石头过河”中水深、水速、旋涡、淤沙、泥浆、礁石的情况，开拓未来，为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和谐社会修桥建路。

最后，必须用历史辩证法分析和评价改革开放中的负面问题。我们应当知道，历史的前进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由无数个相互交错的力量、无数个矢量构成的平行四边形，产生一个总结果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变革与进步。改革不是某个单项的体育运动，一鼓作气就能获得优胜。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有进步和成就，也必定有坎坷、曲折和代价。我们只能是两利相权取其重，而不能两利相权舍其重。改革开放过程出现的负面问题，是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旧体制改革还不彻底、新体制还不健全的伴生现象，这些负面问题的解决，只能靠进一步坚持和深化改革才能解决，而倒退是没有任何出路的。还要使全社会都知道这个道理：任何历史发展过程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问题；旧的争论过去了，还会产生新的争论。矛盾和问题的产生→解决→再产生→再解决→……，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既然有争论，我们就不必回避，不能做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而必须面对和正视。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好改的、容易改的，差不多都改过了，该“啃”的“肉”基本上都“啃”完了。留给现在和今后改革攻坚的任务，大都是难度较大的环节和问题，是啃硬骨头。对此，大家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二、马克思主义、西方经济学与当代主流经济学

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一开始就打上了严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即以什么来指导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经济学和当代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阵线分明的相互对垒，是争论的一条重要风景线。对这条风景线，我觉得既有“亮丽”，又有忧思。

2000年，我与我的学生阙紫康一起发表了《试论中国经济学分化中的三大范式》一文[2]，指出中国经济学界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三大范式”鼎立的局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改革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是中国经济学唯一的理论范式。改革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衰落了，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并没有衰落，相反，它挣脱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的束缚，走上了复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在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的道路。

二是“西方经济学范式”。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学开辟了西学东渐的通道，20多年来，随着微观宏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的广泛传播，特别是随着一大批“海归”经济学退伍的不断壮大，该范式出现了不断膨胀的局面。

三是经济学“准”范式：描述主义。该范式对中国经济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我国形成了一个比较松散的“科学共同体”，客观上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该范式理论抽象程度低，没有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往往不被人认可。因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这两大营垒及其矛盾就特别地突现了出来。

2006年秋，我在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讲了这样两句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有博大的胸怀，当代主流经济学要走出‘帝国主义’”。

第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有博大的胸怀”有两层含义：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不断地创新；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正确地看待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入宪了的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断与时俱进和永葆生机的根本保证。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锁定在19世纪。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决不能搞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像马克思本人具有博大胸怀一样，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应该有博大的胸怀。这个博大的胸怀不仅表现在要敢于修正150多年前提出的、已经被现实实践所证明了的某些不合时代情况的理论，更表现在要正确地看待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敢于和善于对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所从事和倡导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的理论和政策给予认可和支持，不断吸收和整合原来非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优秀的东西，

第二句话“当代主流经济学要走出‘帝国主义’”也有两层含义：第一，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学家要谦虚；第二，当代主流经济学要善于与各方合作”。我非常赞同的樊纲教授的一句话“经济学的谦虚”，这是他给高小勇主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做的序，我想他的话主要是对当代主流经济学所讲的。多一点谦虚，少一点“帝国主义”，皆大欢喜也。

在中国本土上，图谋建立某种单一范式的经济学是不可能的。把中国的经济学简单地分为“马克思主义派”和“西方经济学派”两个对立派别，来个你死我活，对谁都没有好处。也不要简单地把当代西方经济学都看成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西方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与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融合在一起，成为分析市场、价格等很方便的有效工具。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特别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当代西方经济学为工具，来个新的“中体西用”，岂不是更好吗！

三、必须科学分析和超越新自由主义

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也是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重要内容。有得认为，改革开放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新自由主义泛滥直接相关。有的则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如果全盘否定新自由主义，就等于否定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许多成就，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加入WTO”。因此，必须科学分析和超越新自由主义。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基本上统治了西方经济学的话语权，也几乎覆盖了世界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改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这些年的争论就理论层面来说，“新自由主义”无疑是重要内容之一。新自由主义是指导改革的明灯，还是搞乱改革的祸水，莫衷一是。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新自由主义一些合理内核对我国改革产生的积极意义。新自由主义强调经济市场化、贸易国际化、发展私营经济、反对政府垄断，其中的合理内核对我国变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全能政府模式，确实产生了积极作用的。但新自由主义理论中所内涵的一些极端化倾向也给我国经济改革带来了一些深刻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客观公正地分析这一问题：既不能简单地批判和谴责新自由主义，说它是祸水；也不能盲目地拥戴和迷信新自由主义，说它是明灯。而是要超越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在提出某些合理内容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极端化倾向，它在经济理论方面的主要观点是：（1）具有无限崇尚“市场神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情结，完全否定市场机制二重性所具有严重局限性和缺陷；（2）具有无限崇拜“私有制神话”和仇视公有制的情结，把公有制看成是政治独裁的根源，认为公有制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经济制度，因此主张彻底的私有化。这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3）具有仇视政府的情结，完全否定政府权威，把任何政府干预都看作是政府独裁专制和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把任何形式的计划都看作只会给经济活动带来低效率；（4）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图1.2勾画了新自由主义的合理内核和极端倾向。

图1.2  新自由主义的合理内核和极端倾向

极端新自由主义已经对中国改革实践产生了一些恶果。（1）公共产品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医疗、教育、住房的过度市场化使得很多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成为压在广大公众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2）国企改革中的全面私有化倾向。主张中国的国有企业完全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把国企产权全部量化到个人，并把股份制完全等同于公有制经济。在国有企业实施产权改革时，不少国企老总、经理们具有滥用权力鲸吞国有资产和大幅裁减职工的权利，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甚至政治问题；（3）过分依赖外资。我国为了回应全球化浪潮，采取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政策，加入了WTO，外资大量涌入。但在理念和有关政策上，中国本土企业往往遭受“非国民待遇”，其力量相当脆弱。如果外资减少或撤走投资，中国经济将突然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超越新自由主义首先必须立足国情，努力实现改革理论的新突破。超越新自由主义，不但要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先进的制度与规则，又要充分考虑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及历史传统，注重其应用的内生化与本土化。

四、必须科学分析改革攻坚面临新的时空条件及其规律

第一，关于“旧的旧体制”与“新的旧体制”。改革经历30年的时间，改革攻坚的对象和内容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是原有计划经济旧体制，但原有的计划经济旧体制不可能是永远没完没了的存量。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破旧立新”过程，每一改革时点建立的新体制因素，在实践中都存在着对这种新体制的不断检验。其过程有两种情况：一是当实践证明这种新体制因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它就会继续保存和完善；二是当实践证明这种新体制因素符合了一段时间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后来又成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阻碍因素时，客观上则要求再革除这种“新体制”因素。对这种“新体制”可称之为“过渡性体制”。可以把旧体制分为两类：一是“旧的旧体制”，即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新的旧体制”，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过渡性体制”。随着改革时间的延续和改革程度的加深，“旧的旧体制”逐步减少了，而现存的旧体制大多属于“新的旧体制”。这就要求在今后的改革攻坚中，不断探索对各个阶段不同旧体制改革的途径、方法和举措。

第二，关于“改革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与“改革的边际成本递增规律”。改革既然有收益，也必然有成本。在改革开放早期，改革的成本比较低，由于那时人们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国家对人民也具有“还账”责任，改革的成本一般都由国家支付。随着改革的深化，难度越来越大，成本就越来越高，国家已不能完全支付，逐步下移到地方、部门和个人支付。这就是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客观上存在着两个规律：一个是“改革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另一个是“改革的边际成本递增规律”。无论是“改革边际收益递减”，还是“改革边际成本递增”，都会使人们对改革产生消极和“利差”的预期，从而减少参与和支持改革的热情，甚至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骂起娘来了。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在经济方面的需求和在非经济（如生活质量、比较利益、政治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期望会越来越高。当各种期望得不到满足时，不仅会减少改革热情，而且还会产生严重不满和“骂娘”来。

第三，利益的多元化和整个社会全方位的对策与反对策博弈。以利益竞争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客观上形成全社会的多元利益主体：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等，这些多元利益主体的活动必然与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国家部委、国家事业部门、中央政府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利益导向竞争为动力的市场机制固然会使整个社会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但微观经济活动常常在整体上体现出来的是规则凌乱的“布朗运动”，需要国家的协调，而国家的协调要依靠各个微观经济单位同中央政府同心同德。然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所有利益主体首先着眼的是自身的利益，如果国家的改革方案以及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对自身有利，就能够与政府同心同德；如果不利，则会成为与政府“抗衡”博弈力量，这就形成了全方位的利益博弈格局。这种全方位的博弈主要表现在：（1）个人（公众）之间的博弈，如岗位、升迁、声誉、利益的博弈；（2）企业之间的博弈，如市场份额的博弈；（3）企业与政府的博弈，如管与放、增税与减税的博弈；（3）地方政府内部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如政绩博弈；（4）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如分权与集权的博弈；（5）非政府组织内部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博弈；（6）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博弈；（6）国家部委内部和国家部委之间的博弈，如事权、政绩博弈；（7）个人、企业、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国家部委等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博弈的基本行为方式就是对策、反对策、反反对策……，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这种全方位的对策与反对策博弈，大大增强了改革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整个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矛盾和摩擦。图1.3描述了全方位博弈的情况。

图1.3  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全方位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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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国川：《大碰撞——2004～2006年中国改革纪事》（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争锋——一个记者眼中的中国问题》（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年版），全景式反映了“第三次改革大争论”。

[2] 邹东涛、阙紫康：《试论中国经济学分化中的三大范式》，载《经济学动态》2000年第9期。

朋友,看奥运，你准备好了吗？ 

你在台上看奥运，

别人在看你——

当你见到陌生人时，

是否彬彬有礼？

当你听见外国国歌时，

是否主动起立？

当外国运动员获奖时，

你是否会掌声鼓励？

当运动员未能获奖，

你是否给予笑容和注目礼？

当你坐的时候，

是否脱下了鞋子？

你是否加塞拥挤？

当别人碰了你，

你是否“国骂”歇斯底里？

当你碰了别人时，

是否主动说“对不起”？

你在台上看奥运，

别人在台下看你。

北京奥运会，

包括这一点点一滴滴。

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

也包括这一点点一滴滴。

 (壹)

    奥运梦想一百年，[①]今朝华夏圣火传。

万家健儿拼搏秀，百国宾朋尽开颜。

水立方中神龙跃，鸟巢翘首凤凰欢。

    莫理苍蝇嗡嗡叫，[②]只管展翅翔云天。

第四节  科学分析改革开放的大智慧：

      “刚柔相济”和“非对称组合”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成功是一场前无古人、规模空前的探索和实践。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也是改革的历史，改革是推进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从商鞅变法到戊戌变法，都酿成了一场又一场历史悲剧，历史上的改革只是扭曲地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一个个大无畏的改革家，都成为悲剧性的历史人物，只是在身后历史学家的笔下才得到崇高的评价。唯有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在当代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够稳操胜券，并取得巨大的成效？大成功必定有大智慧。回顾和总结近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独特的道路和基本经验，我认为这个大智慧可概括为“一刚多柔”、“刚柔相济”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非对称组合”的改革之道。

“刚”、“柔”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中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蕴含着丰富的辨证哲学思想。《易经》中论述：“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指出了宇宙运行的法则,并认为有了刚柔，就可以判断物质世界的一切变化；《易传》则指出“刚柔者，昼夜之象也”，认为刚柔可以象昼夜一样相互转换；“《道德经》提倡“贵柔”之道，特别强调以柔克刚，认为“柔弱胜刚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刚柔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其丰富的内涵被广泛地运用到政治、军事、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处世哲学乃至治国方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改革开放的“刚性”原则和坚强政治基础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写进了党章和宪法。这是中国所有事业的刚性原则，也是改革开放的刚性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来，社会上一直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存在着不同声音。但笔者认为，正是“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刚性原则，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第一大智慧。

中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共产党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强有力的政府，尤其有一个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和先决性条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无论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大国要能够发挥大国效应和大国优势，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和崛起，第一，必须高度统一，而不能分裂，也不能名义上的统一而实际上诸侯经济；第二，必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能成为其他强国的附庸，在这个基础上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舞台。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社会心理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民心理往往是离散的。这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前面引导，这对国民的团结奋斗具有心理上的强化和凝聚作用。

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坚强政治力量。近30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情况错综复杂，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成功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大智慧和经验可能与“华盛顿共识”[1]和“新自由主义”中的某些极端内容是严重冲突的，因为作为“华盛顿共识”重要理论基础“极端自由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反对一党政治和权威政府、主张弱化政府甚至是“守夜人政府”。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凡是弱政府、弱权威时代，必定是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时代；而国家统一、强盛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必定是强政府、强权威时代。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柔性”智慧

这主要表现在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在世界各国的改革中，主要存在着两种理论模式或改革路径：一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也称“休克疗法”；二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具有很强的刚性，就好似要把一座旧城一下子彻底摧毁夷为平地，在短期内再建一座新城，这极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则具有较大的柔韧性，它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了一个个缓冲带，这有利于缓冲和化解社会矛盾。其具体操作方式是：新体制增量推进。就好像修一条水渠，土一点一点挖，石头一块一块砌，最后水到渠成。中国改革开放则采取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

例如，对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制经济，不搞“雪崩式”私有化，而是渐进式多元化。当国有企业改不动时，先不要硬碰硬急于改革。一方面，逐步在国有企业内注入新体制因素，让新体制因素逐步“蚕食”旧体制因素，促进新体制因素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中成长；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旁边发展起来一批非国有和非公有经济，形成强有力竞争，以内在压力和外部示范两重作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如果在改革早期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和人们社会承受心理还比较脆弱情况下，强行和硬性在国有企业搞资产重组并购和职工下岗分流，势必会使百千万职工利益受损，可能激化矛盾从而可能产生难以设想的灾难性后果。

三、“刚柔相济”

“刚柔相济”是中国历史实践形成和积累起来的重要智慧，这在中国近30年的改革也充分体现。

第一，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刚性”原则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本身，也在不断改革、不断调整、不断转型、不断完善，以不断适应中国和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客观需要，比如实现从“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自我调整。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刚性”原则也是刚中有柔的。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是“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这是“刚性”，但我们从来不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根据中国的国情不断探索和创新，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也是“入宪”了的“刚性”目标。但在改革过程中怎么改、怎么搞，都在不断探索。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柔性”。

第三，马克思主义作为“四项基本原则”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至整个工作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刚性”原则。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2]“与时俱进”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柔性”。我们的所有改革开放的决策、政策，都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和某些结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四、经济改革“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的非对称组合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不搞经济政治齐头并进的一揽子改革，改革首先在经济领域开辟战场。30年来，不断地有国内外人士批评和指责这是“保守主义”，呼吁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齐头并进，甚至政治还应该超前进行，为经济改革开辟道路。殊不知，正这种“保守”却是中国改革理性和成熟的表现，所以我把其称为“理性保守”。既定的政治体制比既定的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刚性和惯性。而且，经济体制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政治体制则很难实现“帕累托改进”，世界各国的改革和发展历史都表明，对政治改革不能“图痛快、图风光”。想当年，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多么的风光，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紧步跟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喝彩，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当时中国的不少人也被搞得眼花缭乱。但戈尔巴乔夫把“诺贝尔和平奖杯”还没捧热，前苏联东欧的执政党和国家就分崩离析土崩瓦解，戈尔巴乔夫自己也被人民和历史所永远抛弃。现在俄罗斯人民普遍把戈尔巴乔夫视为历史罪人而鞭打。

社会不稳定是一个国家改革和发展的第一大天敌，因为社会不稳定必然导致改革的社会成本骤增，一旦社会不能承载这个成本，必然会使改革停滞甚至逆转。改革的风险、特别是政治风险是不可逆的，一旦形成就是全局性的，就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收拾残局都措手不及，还谈何改革。正是经济改革的“理性激进”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的非对称组合，确保了中国的长期稳定，从而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和人民社会水平的提高，无论是从世界民主化潮流推动，还是中国进一步改革攻坚的客观要求，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推向前台。但可以预见，今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将走一条渐进式的道路。所以，经济改革“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的非对称组合，是“刚柔相济”最精彩、最成功的体现。

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智慧无论怎样概括和归纳，归根到底归结为一条，诊断和把握好中国自己的脉搏，并用中医的方法对自己进行辨证施治，那就是认认真真、切切实实按照中国的国情办事，埋头老老实实力求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

中国30近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的任务不仅远远没有完成，而且还存在着许多人民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还正在探索着怎样深化改革和推进改革攻坚，还将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依靠大智慧取得了改革的成就，我们还将继续创造性的发挥大智慧，来解决存在的问题，大改革开放的大业继续推向前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成就和大智慧，不仅是中国巨大的精神财富和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是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必将对在探索中前进的世界其它国家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向世界昭示：中国已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在具有深重的历史包袱、不发达的经济条件下和不宽松的国际环境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现代化道路的经验。它不仅是中国巨大的精神财富和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是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必将对在探索中前进的世界其他国家产生积极影响。

第五节  改革过程中的科学决策

中国是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矛盾中进行改革的，如邓小平在早期所形容的是“如履薄冰”。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确保改革稳操胜券，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社会稳定。正因为如此，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我们经常强调“稳定大于一切”。认真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至关重要，没有整个社会的稳定，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但又不能为追求稳定而不改革、推迟改革或减慢改革。要在不断推进改革中实现社会稳定，就必须不断地化解风险。

中国的改革是（中央）政府主导型的改革，化解风险、确保稳定、深化改革，主要在于政府改革抉择的科学和智慧。我们的改革是理性的改革，理性的改革需要有理性的政府，而改革中理性的政府，首先是善于决策的政府。

改革的过程总是表现为国家政策的变动，而国家政策变动的“定格”，无非是政府一个个改革决策，改革就是一系列改革决策的“串联”和“并联”过程。“串联”得不合理，会增大改革的阻力；“并联”得不合理，会使社会的“电流”过强从而使社会负荷超载造成事故。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改革中政府理性的、科学的、智慧的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

一、“朝四暮三”原理假设和改革中利益关系的调整

改革中的风险，很多来自利益矛盾。改革中社会经济条件的约束，最根本的是利益约束，在利益约束中，最主要的又是短期利益的约束，而短期利益的约束是由民众的“朝四暮三”倾向所决定的。《庄子·齐物论》中有个寓言：“狙公赋茅，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堀，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众狙并非不知“名实未堀”，而是先图眼前多，至于以后多少，先不管它。庄周这里虽讲的是猕猴，实是以猴喻人。我们可以借此提出“朝四暮三”原理假设：人有一种追求眼前利益即短期利益、忽视未来利益即长远利益的倾向。我们可以运用这个原理假设来分析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分配决策。

改革有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之分，从长期看，全体人民都是改革的受益者，这点恐怕是不会有人怀疑的；但从短期看，改革必将对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和再分配。对于既得利益者，无论是绝对减少，还是相对下降，都会增加改革的阻力。就大多数公众来说，对改革的评价及其对改革所选择支持或反对的态度，一般并不认真去测算长期利益，而是看改革能给自身带来多少短期利益。改革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或照顾既得权益，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大多数公众对短期利益的渴望，改革就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改革的长期目标也就得不到实现。因此，政府在改革的决策中，就不得不牺牲一部分长期目标来满足短期目标。这种决策的负倾向看起来是违背决策常规的，但却是维护稳定、动员公众支持和积极参加改革所必需的。

二、新体制的重塑和过渡性的症状

改革的过程是新体制的重塑过程。新体制的重塑有三种方式：一是注入式重塑。即先不从根本上触动旧的体制，而是在旧体制中注入新的机制，在新的机制增长过程中对旧的体制进行蚕食，从而使新的体制成长起来。二是交叉式重塑。即在一些方面一些领域已经以新的体制取代了旧的体制，而在另一些方面另一些领域旧的体制继续存在并起作用，两种体制在不同的领域或在同一领域的不同环节同时存在，和平共处，在新的体制部分扎稳脚跟力量强大之后，再并吞旧的体制。三是断裂式重塑。即旧的体制一下子全部取缔，代之以新的体制。在这三种体制重塑中，前两种重塑属于稳妥式和渐进式重塑，也可称温和式重塑，后一种重塑属于激进式重塑。第三种重塑方式从理论上说是最理想的，但在实践中却有很大风险。而且，体制的断裂式重塑要求人们的观念、传统习惯的断裂式重塑，即新的观念与新的体制相对接，而这比体制本身的断裂式重塑难度更大。因此，一般来说，在体制改革的决策中，断裂式重塑是应当避免的。

三、改革的频率、幅度和社会心理负荷度

在改革中，无论采取什么形式的新体制重塑方式，都存在一个改革的频率和幅度问题。改革的频率是指改革的步伐前进的速度，它表现为改革的方案、政策等不断出台的速度。改革的幅度是指改革的步伐的跨越度，它表现为改革的新方案对旧体制的偏离度。显然，改革的频率越快，幅度越大，改革推进得就越快。但改革推进的速度却要受社会心理负荷度的制约。改革中的社会心理负荷度是指公众对改革新方案的接受程度和对新体制的适应程度。改革的频率和幅度如果超越了社会心理负荷度，就会出现社会经济震荡。旧的体制虽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却有很大的惯性，这种惯性不仅表现在体制本身，尤其表现在这种旧体制在公众心理上形成的文化积淀及其心理和行为的定势。当改革给公众带来利益时，公众一方面会欢迎和支持改革，另一方面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旧的文化心理积淀的束缚；公众一方面感到改革确实给自己带来了好处，另一方面又留恋旧体制的安逸；一方面看到“泥饭碗”中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又留恋“铁饭碗”的牢靠；一方面在竞争中觉得精神振奋，试图大显身手干一番事业，另一方面又害怕风险。这种相悖的心理矛盾往往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因此，政府在改革的决策中认真研究社会心理负荷度是至关重要的。无论什么方案、政策的出台，都要认真测算公众社会心理负荷能力及其规律性。一般说来，改革的顺利进行与社会安定和经济稳定是正相关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稳定又与公众的社会心理负荷能力是正相关的，而公众的社会心理负荷能力与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个人未来利益的预期和对社会经济变动的心理准备又是正相关的。改革中政府任何方案和政策的出台，不仅要考虑到经济的可行性，尤其要考虑到社会的可行性，而且社会可行性比经济可行性更为复杂。不要简单地认为，只要给公众带来利益就一定会得到公众的支持。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的阻力不一定都来自利益的受损者，有时候却来自那些未来可能获得好处的人们。所以，在改革中，政府就应对改革的频率、幅度和公众的社会心理负荷度进行对比，使改革的频率、幅度小于社会心理负荷度，使公众对改革的顺向心理大于逆向心理。

四、补偿原则与改革风险的淡化

要使改革不出现风险，就要使改革不出现社会经济震荡；要使改革不出现任何社会经济震荡，就要使改革给所有的社会集团、社会阶层和全体公众都只带来好处，而不带来任何坏处。然而，无论多么高明的政府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无论多么高明的政策都不可能只带来好处而不带来任何坏处。任何政策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副作用，而且随着政策实施时间的延长，其副作用还会增大。政府改革的方案、政策、措施推出的结果有多大的不确定性，取决于政府对这种不确定性的预期，然而，无论多么高明的政府都不可能对这种不确定性看到清澈见底。为了使改革顺利进行，在改革中，政府就要尽可能熨平社会经济矛盾，淡化改革的风险。

淡化改革风险的重要途径是实行补偿原则。这就是说，对改革中某些社会集团、社会阶层和公众受到的损失进行补偿。补偿的内容有经济补偿和社会补偿。经济补偿就是物质利益补偿。社会补偿的内容比较丰富，有地位补偿、荣誉补偿、精神补偿、机会补偿等。地位补偿是指地位的转换和升迁。荣誉补偿是指赞誉、受尊敬、先进模范称号的获取和某种荣誉称号的授予。精神补偿是生活、工作环境的改善和美化、文化生活的丰富、闲暇时间的增加、个人爱好和兴趣的实现等。机会补偿是指获得更多的谋取物质利益、实现个人抱负的机会。补偿的形式有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同体补偿和异体补偿。直接补偿是指哪个方面受到损失就补偿哪个方面，例如，当物价上涨使居民的实际收入受损时，利用居民的货币幻觉进行一部分工资补偿。间接补偿是指某方面受到损失而从其他方面进行补偿，例如，失“权”者补以“利”，失“利”者补以“名”，或多方面兼补等交叉性补偿。其所以能进行这种间接的、交叉性补偿，是因为权、名、利之间存在着替代效应。同体补偿是指谁受损失就给谁补偿。异体补偿是指一个人受到损失后，其家庭和亲属中的其他人得到补偿，如“夫失妻补”，“父母失子女补”，等等。

五、“逆”对风向决策与“顺”对风向决策

在改革过程中，总会自发地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风”和“热”。面对着种种“风”和“热”，政府怎样决策?是“逆”对风向决策，还是“顺”对风向决策，这直接影响着改革能否顺利进行。前面说到政府决策时要考虑到公众的社会心理负荷度，但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决策为“顺民意”而处处“顺”风而行。一般说来，在改革中自发出现什么“风”时，政府总是“逆”对风向决策，即社会“热”时政府“冷”，社会“冷”时政府“热”。例如，当社会上货币流通量太多，出现通货膨胀时，政府应该收紧银根、紧缩财政。当社会上不切实际的“民主化”呼声过强时，政府要适当“压缩空气”，防止出现无政府主义。

但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政府都必须“逆”对风向决策，处处跟“风”对着干。因为社会经济运行中自发产生的“风”，不一定都是不正之风，有时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确实还代表了民意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向，如果政府绝对“逆”对风向决策，反而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推进改革和经济发展。例如，当社会对货币需求过旺时，如果绝对地采取“双紧”政策，势必影响公众和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在“风”面前，应该鉴别情况，区别对待，该“逆”则“逆”，该“顺”则“顺”，“冷”“热”相兼，“松”“紧”搭配。

六、政策、对策、反对策的博弈

改革中政府的决策——政策、方案、决策、措施等要能生效，就要依靠整个社会同政府特别是同中央政府同心同德，并能牺牲自我。然而，事实上并不是社会上每个单位、每个个人都能自觉地与政府同心同德，并能牺牲自我的。如果政府的政策、方案、决策等对其实施对象有利，该对象就会成为政府的协同者和支持者；如果不利，则会成为政府的“抗衡力量”。“抗衡”的表现就是对策，即通常所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社会上存在着各种不同行为主体的对策：一是企业对政府的对策；二是个人对政府的对策；三是部门对政府的对策；四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对策。

反对策行为有三种方式。一是“撞红灯”，即对政府决策不予理睬，公开违背政府政策；二是“绕红灯”，即利用政府政策的漏洞，设法绕过政府政策的束缚；三是超前行动，即预期政府可能做出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和决策，或事先获得了政府某项政策的信息，抢先行动，避免损失。在上面三种反对策方式中，大量的是第二种。

在反对策的行为主体中，虽然个人和企业的反对策行为是大量的，但最有力量的还是部门和地方的反对策行为，因为部门和地方政府手中握有权力。政府只有一双眼睛，而个人、企业、部门、地方却具有千百双眼睛，因此，政府对于下面的反对策行为是防不胜防的。

微观经济单位的对策具有两种情况：一是违法的对策，即采取各种明的或暗的违法乱纪手段抗拒中央政策；二是不违法的对策，即设法绕过政府政策的束缚，或利用政策的漏洞，或预测政府可能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决策，预先避免，抢先行动，从而避免损失，谋取利益。对于违法的对策好办，就是用法律手段予以制裁。难就难在不违法的对策，而这种对策又是大量的。对于这种不违法的对策，政府只有实行反对策。这一方面是通过行政手段、舆论力量和道义上的劝告，对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进行引导，使他们明确政府的政策也好、反对策也好，归根到底是为了增加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尽可能把他们的对策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尽可能缩小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与政府目标之间的偏离度。另一方面，政府要不断地研究微观经济单位对政府决策的反应，预期他们的行为和可能出现的对策内容，尽可能减少政府决策的漏洞。

反对策现象的出现大大增加了政府决策的难度，如果对策的力量超过了政府决策的力量，就会使政府政策失效或失败。为了维护政府政策和政令的严肃性，政府必须坚决地反对反对策。为此，政府对公众反对策行为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于违法的反对策，要用法律手段予以制裁；而对于不违法的反对策(如“绕红灯”和超前行动)，政府要通过行政手段、舆论力量和道义上的劝告，对下面的反对策行为进行干预，把反对策行为尽可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同时，政府要不断地研究各种经济社会活动主体的行为规律，预期反对策行为的方式和内容，尽可能避免政府决策的漏洞，从反对策行为中获取各种信息，促使政府各种政策、方案、对策、措施的不断优化，不断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水平。

七、政府决策操作和社会经济矛盾的降压、分解与缓冲

政府要向预定的目标推进改革，不仅要决策正确无误，而且要对决策的操作缜密稳妥。如果决策本身有误，有可能导致社会经济震荡、冲突和崩溃。如果决策本身正确无误，而对决策的操作不周，也可能导致社会经济的震荡、冲突和崩溃，使正确的决策成为泡影。

我国的改革开放要从经济向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展开的。从理论上来说，各个领域的改革是互相促进的，但在实践中并不一定如此。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如果操作不周，不仅影响本领域的改革，而且还会波及到其他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政治领域的改革，如果操作不周，不仅不能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起到保证和促进作用，反而还会促进矛盾的激化。思想文化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起着能动的反作用，加速或延缓改革的进程。任何体制都会折射出一定的思想文化，这种思想文化在人的头脑中物化为观念。旧的观念反映了旧的体制，新的观念反映了新的体制。观念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从改革的历史长河来看，旧的体制及其旧的观念统统都要进入历史的博物馆。但旧的观念并不像扫帚下的垃圾那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扫入垃圾堆。若要勉强人为地扫除，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还会产生新的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改革是与全体公众的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业。公众又是分为群体的，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兴奋点和不同的敏感点。市民的偏好和敏感点是收入和价格；知识阶层(特别是青年)的偏好、兴奋点和敏感点是“民主”和“自由”；领导者和管理者阶层的偏好、兴奋点和敏感点是权力和升迁。社会矛盾是最容易在群体的偏好、兴奋点和敏感点上诱发和激化的。在改革中，如果各个群体的偏好、兴奋点和敏感点都同时集合在一起发生“共振”，则可能促使矛盾激化，导致社会经济的震荡、冲突和崩溃。

中央政府面对着的是整个社会和全体公众。因此，当改革中产生社会经济矛盾时，压力往往是加在中央政府身上的，当压力仅仅由中央政府承受时，“压强”必然很大，而“压强”愈大，对改革愈是不利。

要避免社会经济的震荡、冲突和崩溃，避免中央政府承受的社会压力过大，推动改革的平稳前进，就必须对改革中的社会经济矛盾进行降压和分流。为此，就要合理设计和操作社会缓冲装置，这个社会缓冲装置就是“社会降压器”和“社会分流器”。

实际上，“社会降压器”和“社会分流器”勿需人为的装置，社会本来就存在，就看政府如何操作和使用。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及其部门、企业、专家、学者、社会团体组织，都是“社会降压器”和“社会分流器”。它们既是中央政府与公众之间串联着的“社会降压器”，又是中央政府与公众之间并联的“社会分流器”，问题就在于中央政府如何发挥这些“降压器”和“分流器”的社会功能。

发挥“社会降压器”和“社会分流器”的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尽可能减少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直接对话，增加部门、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企业、专家、学者与公众之间的直接对话。公众中有一种倾向，即往往对改革带来的好处熟视无睹，或者认为这是政府应该给予的和自己应该得到的，而对改革暂时带来的某种损失和不利却斤斤计较耿耿于怀，看作是政府的过失，把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当作出气筒。如果中央政府与公众的直接对话太多，容易使中央政府陷于尴尬境地。因此，中央政府一般不与公众直接对话，而由部门、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企业、专家、学者、社会团体组织与公众直接对话。可以把公众关于改革的方案、政策对中央政府的集中化反应，转化为对部门、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企业、专家、学者、社会团体组织的分散化反应，就可以对可能出现的社会经济矛盾起“降压”、“分流”的缓冲作用。这样，有利于中央政府时时处于主动地位，对整个社会的改革进行协调，也便于中央政府在决策方面的进退。

第一章  总结经验  科学改革——科学改革观论纲

             第一节  科学发展观催生科学改革观

            第二节  科学分析改革开放的“四柱八梁”

            第三节  科学分析改革开放的“路线图”

第一章  总结经验  科学改革

——科学改革观论纲

   【本章提要】本章认为，对改革开放30年最好的纪念，是探索“科学改革观”。科学发展观催生了科学改革观。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又衍生和胶着许多矛盾，迫切需要“科学改革观”。为此，认真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分析了改革开放中的理论争论和存在问题，研究了效率、公平、收入分配、政治文明和民主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中国的改革一定要按照中国的国情，做中国“猫”，抓中国“鼠”。要从过去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上岸来，为改革“造船”、“造桥”，从而飞跃到“划着船过河”和“踩着桥过河”，从改革的“必然王国”向改革的“自由王国”越进。 

孔子有句名言：“三十而立”。孔子原意是讲人生的规划、成就和规律。人生如此，社会和国家也如此。不知不觉，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到达“三十而立”之年了。回首中国三十年，丝丝缕缕在眼前。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立”了什么？怎样“立”的？“立”的有什么和问题？怎样解决问题？“立”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改革开放“而立”之年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的《新年祝词》中说：“2008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我们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对改革开放30年最好的纪念，是探索“科学改革观”。

第一节  科学发展观催生科学改革观

一、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是探索“科学改革观”

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是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发生了巨大社会振荡的中国，是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二十多年艰难曲折的探索未能摆脱贫困的中国，是经历了十年“文革”全局性混乱之后何去何从的中国。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我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农村，大部分农民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在城市，许多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公职人员连续二十多年没有涨工资。由于以“以阶级斗争为纲”所翻来覆去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多数人都受到这样那样的打击和伤害，党内党外都积累了大量冤假错案。这些情况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从而产生了“四大危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对共产主义远大前途的信誉危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危机，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危机）和“两个下不去”（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活不下去，中国共产党很难干下去）。在“四大危机”和“两个下不去”面前，中国共产党还能成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吗？社会主义事业还有前途吗？马克思主义旗帜还能高高飘扬吗？我们别无他途，只有改革这一条路可走。这是生死攸关时刻惟一可选择的道路。

经过20世纪70年代后期“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和政治、思想、理论上的一系列拨乱反正，1978年12月18日～22日胜利地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2月22日向全国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决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理论的全面拨乱反正，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法、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从而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若大的国家，若大的党，搞了几十年阶级斗争为，一下子要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争论，肯定有人反对，也有人保留不同意见，但反对者和保留不同意见者也知道解放以后搞了20多年社会主义没有搞好，全国人民未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反对者自己和家人也要吃饭，也要发展。所以从过去“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太难。全党全国一旦踏上了改革、开放和发展之路，就成了洪流，成了不归路，大家或积极主动、或被夹裹涌入洪流向前蹚，成了大家都必需支持、必须积极参加的最大政治。30年来，我国人口从9亿多增加到13亿。在中国如此巨量的人口、如此广博的国土和如此之长的时间里，基本上确保了上上下下同心同德搞改革的积极性，实属不易，这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绝后，在世界上更是空前绝后，真不愧称“世界奇迹”。

1978～2008年，30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白驹过隙的短暂一瞬，但改革开放的中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走上了160多年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复兴之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实力雄居世界前列，进出口贸易和外汇储备雄居世界第一，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的“四大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和中国在世界上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大变化。世界资本抢滩中国，“中国崛起论”以致“中国威胁论”都在环球叫响。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完全可以称之为“改革开放盛世”，这个盛世比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23年还多出了6年，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还继续在盛世之道上挺进。

在当今世界，若要谈改革开放的成功，言必称中国。无论是国内专家，还是国际社会，都在纷纷探索“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之谜”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谜”。美国学者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2004年5月向全世界提出了“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话语。尽管中国自己并不自诩“北京共识”，更不输出“北京共识”，但出自美国学者的“北京共识”之说作为一种国家成长模式，在世界上已经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科学改革观的五大飞跃和五大统筹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特别是党的十七大科学发展观进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使中国的发展理论和实践都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是对“GDP拜物教”或者说“GDP崇拜”的反思，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提升，是对20世纪后期提出、并成为联合国重要话语和工作任务的“可持续发展”的进一步升华。

人类发展观有一个不断进步、不断拓展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和独立出来的贫穷落后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增强国力。为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确立了以GDP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战略。这种在“经济的”就是“合理的”观念支配下的发展政策，导致了资源浪费、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山川秀美等与人民世世代代利益息息相关的因素，都被经济快速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20多年，大体也经历了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走过的共同历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不仅使自己面临着一系列严峻问题，也使中国面临着国际社会和环境组织的巨大压力。2003年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特别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科学发展观写入新的党章，使我国走出了GDP崇拜，实现从“单纯GDP增长观”向“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转变。

科学发展观固然对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科学发展观的主要理论和政策服务面是“发展”领域。尽管“发展”与“改革”密不可分，但改革与发展的内涵和任务毕竟具有多方面的不同。我国经济在持续30年高速增长之后，出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的资源浪费、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的严重问题，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山川秀美的严峻任务摆在面前，这客观上催生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催生了科学改革观。2006年3月“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说：“要坚持改革的科学性与协调性”。中国进行了30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又衍生和胶着许多矛盾，迫切需要实现“改革的科学性与协调性”；而要实现“改革的科学性与协调性”，客观上需要“科学改革观”。

科学发展观也决定着科学改革观的原则和方向，因为科学改革观与科学发展观同源于以人为本。人民既是改革的持久动力和主体，又是改革成果的最终享受者；坚持全面、协调、渐进、稳定地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整体配套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就必须做到：

第一，在改革的广度方面，要不失时机地从单项突破发展到整体推进，使改革从经济领域推进和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

第二，在改革的力度和深度方面，要从过去机制转换式的改革，向全面的制度创新推进；

第三，在改革的操作方式上，要从过去的政策推进发展到全面的法治规范；

第四，在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面，要从过去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上岸来，为改革“造船”、“造桥”，从而飞跃到“划着船过河”和“踩着桥过河”；

第五，在改革的理论认识水平上，要不断地从改革的“必然王国”向改革的“自由王国”跃进。

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全面统筹发展理论：第一，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第二，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第四，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第五，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科学发展观的全面统筹理论，对改革开放无疑具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但由于改革开放的实行科学改革观，需要在改革的各个方面全面统筹：第一，统筹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国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第二，统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三，统筹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第四，统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第五，统筹科学改革和科学发展。

要做到这些统筹，首先必须科学总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和基本经验，必须科学分析当前凸现的矛盾和改革攻坚的时空条件，必须科学分析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必须科学规划和实现改革攻坚的重大战略转变，必须科学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有科学改革的思想方法和视野。

第二节  科学分析改革开放的“四柱八梁”

人有三十而“立”，中国改革开放也有三十而“立”。这就要科学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立”了什么？怎样“立”的。2008年1月7日《中国经济周刊》列出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2]，固然对改革开放30年历程给与了一个系统的回顾，那不过是一份改革开放30年的“大事年表”，但并不是一种科学分析。

建立一个新的经济体制，犹如建设一座巨型的大厦，首先要打好大厦的“基座”，改革开放“基座”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然后在“基座”要“架设”起“四柱八梁”。

一、改革开放的“四柱”

改革开放之“四柱”，就是指导和支撑改革开放的四大理论支柱。

1.理论“四柱”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酝酿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庄严宣告：“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于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曾经有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成为影响较大的思想理论体系和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在中国也有着广泛的市场。无论是这样的“主义”，还是对那样的“道路”，我们既不盲目接受，也不简单排斥。我们认准的一个理儿就是“中国国情”，只有植根于“中国国情”的“主义”，才能在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从“中国国情”土生土长、又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引导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旗帜。

2.理论“四柱”之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但在当时，这一理论还不能为大多数人所理解。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的改革目标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只看作是“计划经济”的重大突破，也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迈进。

邓小平在1992年春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3.理论“四柱”之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理论最早见于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1987年党的十三大和1997年党的十五大都从理论上作了论证中国在较长长期都还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依据是我国现实的国情。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耕地少，是由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逐步摆脱贫穷和落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4.理论“四柱”之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社会变革，整个社会的阶层、利益、结构都必然会发生一系列广泛、深刻和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这必然会打破原有的社会“均衡”和“稳定”状态，出现新的社会失衡，影响社会和谐。党的十六大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一个重要目标鲜明地提到全党全社会面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确定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谐社会不是一种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社会状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主要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向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

二、改革开放的“八梁”

改革开放之“八梁”，是指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骨架”的八个最主要方面，无此便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八梁”之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当时占全国人口数量80%的农民的绝对贫穷被迫创造出来的。1978年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在穷的揭不开锅的时候，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实行了牲畜、农具和耕地的按人头承包到户，一年大变样。小岗第一个“吃螃蟹”的成功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了中国农村大地。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91年11月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中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废除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在中国实行2600多年的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

2.“八梁”之二：设立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1984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

1984年5月15日，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国务院的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20世纪90年年代以后，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建设以更大的开放力度走上前台，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是对外开放更直接的内容。1994年1月11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经过15年的艰难，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

3.“八梁”之三：所有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设

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